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在《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贞观十五年九月，唐太宗对大臣说：“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欠服，边鄙天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可谓“国泰民安”。但唐太宗却“居于安而思乎危”，正是这种可贵的居安思危精神，才使得唐太宗殚精竭虑，施政爱民，使唐初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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