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0/16
2007/01/19
政策改变，百姓只能袖手旁观？
上周，中国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建设部和铁道部，几乎是同时出台了让公众颇感意外的决定：建设部废止了刚刚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有关90平方米住宅的征求意见函；铁道部则宣布春运票价不再上涨。两部都特别强调，作出这样的决定与汹涌的民意诉求无关——建设部强调废止的原因是“这个函不符合国务院37号文件的要求”，而铁道部则反复强调这与有关的“公民上书”等无关，只不过是铁道部的“惠民政策”。
两部的决定，可能有其更高更深的政策含义，但其结果无疑是惠及百姓。既如此，为何不肯做个“顺水人情”，承认政策的改变，是顺应民意要求呢？
对于建设部的“夕令朝改”，坊间一种比较普遍的猜测是：因为受到了高层干涉或内部严重分歧，才会如此不顾尴尬，作出自相矛盾的决定。从各方迹象看，应该说这种猜测不无道理。从决策之突然及事后“解释”看，如此结果如同足球场上一个猝不及防的进球，是一场突然发生的博弈的结果，显然不是经过酝酿、渐进式讨论后水到渠成的共识。换言之，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民意也发挥出了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但从其蹊跷的过程看，“临门一脚”的射出，却并不与民意直接有关。
这就再次暴露和验证了一个已经存在许久的问题：在权力、利益的博弈过程中，百姓只能做旁观者。有许多复杂的、事关重大、事关多数人利益的决策，往往都是只在有关权力部门或相关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公众舆论哪怕沸反盈天，也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这在水、电、油等生活资料价格上涨，高校学费和录取名额分配，医疗改革方案拟定等方面，都有着相当程度的表现。之所以如此不外两种原因：一是相关博弈者惧怕听取民意会影响自己的利益；二是由于一种长期的惯性思维，政策的制定容不得无名小辈七嘴八舌。
应该肯定的是，即便“夕令朝改”，也比有错不改要好。但如果博弈的过程继续与百姓无关，那就说明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还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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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2006/12/08
中国社会面临失控的危险
看了一些时事的文章，心里有些话也想一吐为快，读者见笑了。
首先是房地产失控。此项价格飞涨，中央三番五次出台新措施，但收效甚微。此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竟然搞到这地步，真是见者心寒。
其次是矿难频发。遇难民工的冤魂似乎都在拷问这样一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究竟置我们于何地？蝼蚁都有卑微的价值，我们可能连蝼蚁都不如。
其三是环境恶化。地方政府片面追逐ＧＤＰ增长导致环境恶化，污染加剧，我们还能活多久？
其四是腐败问题。腐败是越反越腐，越腐越大，大案要案呈高发态势。反腐利剑生锈了吗？只靠个人机体的免疫力就能打好这场硬仗，实在只剩下怀疑。
其五是就业问题。先别谈到别的，单看看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就清楚了。
有人把中国经济比喻成一辆在高速公路上快速行驶的汽车，我想，越是高速就越有可能导致倾覆，车上的人人身危险系数就大增。
这是个浮躁的社会，人们很难以比较理性、前瞻的眼光做事、看事，取而代之的不是作秀就是噱头。有人把这根源归结为是社会转型所必有的阵痛。真是怎一个“转”字了得。转型怎么“转”，还要“痛”多久？我想，每一个有良知和责任心的中国人都有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和公民每个主体该怎么做才能把转型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没有具体展开，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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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中国经济能否赶超美国？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每年超过10％。即使增长率在未来几年降低到7％，中国经济仍然可能在2050年，甚至在2040年赶上美国。那么，中国需要加大政治和社会改革步伐来达到这个目标吗?
中国的快速崛起是美国在21世纪必须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可能到本世纪中就能赶上美国。这样可能会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重新洗牌，以及国际间政治势力的重新分配，这将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极大挑战。那么，这种情况到底会不会发生呢?中国
是否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在2050年前赶超美国呢?
12月1日，美国智囊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了一场辩论会。辩论双方分别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胡永泰教授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巴里·诺顿教授。这两人都是学术界非常有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中美差距越来越小
诺顿教授认为，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着各种各样问题，但是中国经济仍然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中。未来几十年时间里，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差距将会越缩越小，中国经济最终会超过美国经济。
诺顿教授表示，中国自从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 0％以上，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5年前改革刚刚开始时的10倍。诺顿教授认为，到201 5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将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的主导力量。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足够让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美国必须准备好面对中国快速崛起所带来的挑战。
不过，诺顿教授也指出，中国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他说：“中国经济在降温过程中将面临一些非常严重的短期问题。我们知道高速汽车在减速时都会产生一些问题。不过我认为，凭借着创新能力、企业精神以及资金人才的大量输入，中国经济将很快复苏并继续向前发展。”
中国仍须加快改革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华人经济学家胡永泰教授的观点，和诺顿教授恰恰相反。胡永泰教授认为，中国目前有限的经济和政冶改革完全不足以让中国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中国面临严重的腐败、贫困和社会阶层差距扩大等问题。
胡教授指出，在中共16届六中全会上，中国政府也提出，只有加大力度进行民主、法律和社会改革，中国才能实现到2020年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胡永泰教授把中国经济比喻成一辆在高速公路上快速行驶的汽车。他说，这辆速度太快的汽车所引发的环境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他说，中国的空气是全世界最脏的，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列入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不过，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用水问题。
他说：“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再过20年就没水可用了。没有水，你还谈什么发展。所以中国现在要建3条运河来解决严重的水资源问题。但是，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科学数据已经表明，中国的碳黑排放量将导致中国降雨量减少。因此，发展运河运水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胡永泰教授认为，中国必须在社会动荡、政治纷争、生态失去平衡等问题发生前加快政治和社会改革，否则经济的快速发展便会成为过去式。
信息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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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2006/11/29
内地房价为何边调控边上涨?
中国目前的房价像一锅沸水。从中国各地房价大涨的情况来看，今年中国调控房地产的措施应了那句老话：雷声大，雨点小。此一轮宏观调控，中国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却收效甚微。原因何在？
从供应的角度来看，最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一再收紧土地供应，这必然推动房价上涨。国土部门再三解释说，市场上并不缺土地，但国土部门不断释放出来收紧
土地供应的信息本身，就足以推动房价走高。但房价难降的最重要原因是某些地方政府与地产商联手瓦解宏观调控。“国有企业家、国有资本，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只是当丫环的，都是政府说了算。”这是中国房地产大鳄任志强继“富人市场论”、“无责任论”、“违宪论”、“分区论”、“只涨不跌论”和“不盖房论”之后抛出的又一惊人之语———“丫环论”。
房地产商公开叫板政府，已不是第一次了，在一轮又一轮涨声中，房地产商这个腰缠万贯的丫环，早已在市场经济中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面对弯腰就能捡钱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商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与管理层的调控政策对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房地产调控与反调控的博弈，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涉及利益面最广、博弈技巧最纯熟、悬念最多、结局也最扑朔迷离的一场博弈。房地产集团最漂亮的一次博弈是2 0 0 3年成功反对央行的“1 2 1文件”，自中共建国以来，一个利益集团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甚至改变政府的重要政策，这还是第一次。而恰恰是这次房地产商的胜利，导致了2 0 0 4年房价的扶摇直上。2 0 0 5年，更加关注房地产热社会后果的中国当局终于连出重手。房地产商则暗中施展浑身解数，2 0 0 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中国大房地产商聚会，最终达成的共识是不降价，“都要挺着，圈子里就这么定了”。从一波高过一波的房价看，房地产商的确如愿以偿。在中国目前的背景下，利益集团的行动要真正取得效果，最有效的办法是与权力结盟，事实上，地产商正是与某些地方政府联手化解了调控的效力，才最终导致了调控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近些年来，某些地方政府热衷于“经营城市”、“出售土地”，这为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的结盟提供了可能。地方官员在土地征用、地皮出让、工程项目中的腐败行为，更成为这种联盟关系的粘合剂。这种联盟关系，直接影响到利益博弈的实际过程。以房地产为例，一些地方房价的飞涨，其实就是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合作的结果。在目前的调控中，更为硬碰硬的实质性博弈开始出现。人们于是可以发现，一些政府部门，也不时地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调控最较劲的时候，主管房地产的某些官员就出面表示，他们“不希望房价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甚至毫不脸红的宣称“房价大落对‘老百姓’没有好处”。
在房地产调控还在酝酿甚至进行中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就坚称本地的房价是合理的，没有泡沫；在调控开始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和某些政府部门则与房地产商联手努力，将管理部门的调控解释为不是要房价下跌而只是放缓房价上涨的幅度；在管理部门表明态度之后，一些地方很快就报出房价下跌的数据和消息，以促使调控早日收兵；更技术性的做法则是推迟高档房开盘时间造成房价结构性下跌的假象。甚至不时对管理层发出诸如房价大幅下跌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之类的威胁。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甚至错误地认为，房价飞涨是所谓“政绩”。
但实际上，中国房地产市场跟国外一样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天下没有永远涨下去的市场。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上世纪80年代形成、90年代破裂，给日本经济和社会造成致命打击。就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通过非市场方式炒作起来的房价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毒瘤，已经成了国内绝大多数民众的一种沉重负担，已经成了国内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如果中国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那么中国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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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2006/11/28
我够理性，请告诉我应该如何买楼？
房价居高不下，除了政策调控，还有什么办法？近日，广东省建设厅负责人在网上表示，房价高低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民不要盲目去追买，助楼价飙升。“现在我们有一种趋势：住房一定要住大的，年轻人一买房就一定要买100到120平方米的，而且要豪宅。市民要审视自己消费住房的模式，并不是人人都要买房，你还可以租房。”（《羊城晚报》11月22日）
广东省建设厅负责人的发言，尽管主要是对广州市民说的，但我想北京、深圳等大城市，情况应该基本上是相似的。这位负责人呼吁市民，“称一称自己的经济实力”，理性买楼。我审视了一下自己的情况，觉得自己是最理性者之一。我很想请这位负责人告诉我，像我这样的市民应当如何买楼。
第一个问题，我该在什么时候买楼？3年前，我曾建议一些亲友暂时别买楼，因为房价有可能会下跌。结果三年过去，所有及时买了楼的都赚了，听我建议的都与我绝交了。今年“五一”期间，广东省国土厅厅长林浩坤建议，市民“不妨3年后再买房”。可房产“大鳄”任志强却说，中国城市的房价将长期上涨。请问我究竟该听谁的呢？我不盲目去追买，房产商是否就会降价向我兜售？厅长大人的话会不会“坑”我？
第二个问题，我该买多大面积的房？广东省建设厅的负责人说，“现在我们有一种趋势：住房一定要住大的，年轻人一买房就一定要买100到120平方米的，而且要豪宅”。我从没有想过买一座大房子，更没动过买豪宅的心思。我最想买经济适用房，可我不符合相关条件。我想在相当于北京的四环外，买一套面积尽可能小的房子，一家三口挤挤够住就行。厅长先生您信息比我灵通，能否帮我去打听一下，哪有40~60平方米的小房子？
第三个问题，我到哪里去租房子住？承蒙上天厚爱，我娶到了一位贤惠的妻子，结婚时没要求我先买房。可是我在北京生活5年，已经搬了有10次家了。前不久，租住的小区突然要拆迁，身怀六甲的妻子经不起折腾，只能回老家去待产。两周前，一位收了我定金的房东突然反悔，害得我差一点就露宿街头。更要命的是，北京一套普通的一居室，一个月租金就要1500元左右，按70年算租房比买房要贵出很多。据说国土资源部一位司长曾提出，70％的市民都应该是租房群体。我想斗胆向这位司长先生求助，帮我租一套价钱便宜的房吧，能让我的孩子正常落户、入学就行。拜托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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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2006/09/29
齐宣王式的冷漠
齐宣王式的冷漠
潘健挺
（来源：福州晚报）
一次，齐宣王不忍见一头牛被拉去衅钟（铸钟启用前的杀牲祭祀），而自己又无法废除衅钟的古制，于是就让人用一只羊去换那头牛做祭祀的牺牲。孟子因此认为，齐宣王是个有仁慈心的君王，尽管羊与牛同样无辜，也一样面对死亡会害怕得发抖。孟子的道理是，牛被齐宣王见到了，而羊没有；见到鲜活实在的生命而生怜悯心，希望它能够继续活下去，故不忍使之被杀，即是心有仁德的表现。至于用羊去代替牛，是因为羊的鲜活当时并不在王的眼中，不在眼中，即可以被视为不存在，或眼不见为净，甚至还可以认为羊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于是一实一虚，相互比较之下，牛为重、羊为轻，而不是因为牛为大而羊为小的缘故。
这是不是自欺欺人？乍看之下分明是，但细品，又不像是那么一回事。齐宣王有齐宣王的道理。至少他是一个十分现实并注重活在当下的人。相比之下，牛在现实的眼前，羊在虚无的远处，而救一个实在的鲜活的生命，一定比选择救一个尚无法判定其所在甚至有无的生命更有现实意义。所以，救实为仁，救虚为不仁。这一点，齐国的百姓没有看出来，他们只认为齐宣王以羊之小换牛之大是出于吝啬的心理，而孟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且从中读出了一个“仁”字。只有他才是齐宣王的知己。看来，这也是他老人家“仁者无敌”的另一种诠释：只要出自仁心，没有什么选择是不能够说得过去的道理，即使是手中正举着屠刀。
然而尽管这样，还是必有一个生命最终难免一死，不管你看见也罢或不曾看见也罢．况且，事实上不被看见的生命，比如羊的数量，远多过看得见的生命，比如牛的数量。问题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心里往往只有眼下能够看得见的牛，而没有眼下看不见的羊。结果，个别牛的幸存，却成就和支撑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良心，而大多数羊的牺牲则事实上又是由这种社会的道德良心给“仁慈”地送上祭坛的。遗憾的是，这种齐宣王式的仁德今天还只在施惠于少数的牛们，而羊们的命运则依然没有什么改变。比如某人因冤屈久告无果，非要到惊动高层，得到某领导的重视以后，冤情始得辩白；比如某高中生，却因家贫，若不得报刊呼吁救济，便不得遂进学之愿。这里不论或冤或贫，你必得设法高调进入社会这只仁德之眼，那情形或许还有转圜的可能，亦即你可能成为幸运的牛，相反，如果你不幸做了沉默的大多数，那么羊的命运就是你最后的下场。
如此看来，齐宣王式的仁德是靠不住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本质上是虚伪的。因为这种表面上的仁德却事实上掩盖住了不敢或不愿变革乃至废除祭祀古制的大不仁。虽说我们不时也喊一喊制度和体制创新这样的口号，但能够看到的真实情况是，我们目前还仅止于见木不见林地对牛的获救大唱赞歌，而对羊的苦难却仍保持着一种相对冷酷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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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2006/09/16
中国的出路
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转载）
丁礼庭
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政策失误和其它多种原因，也出现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和挑战，而且有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改革和发展的成败的关键的、致命的问题。这是因为，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考察，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处于快速变动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 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相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尖锐、更复杂。一方面，能改的、好改的都早已改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另一方面，中国现实形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已经几乎被我们利用到位，任何进一步的改革发展，都客观上必然的要求进一步从体制和制度上来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发展目标，这就必然地会触及某一部分群体的利益。 改革和发展使中国社会的加速分化，社会分层已经出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分歧严重，二十几年的改革客观上已经造就了一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使社会财富不合理地向他们少数人手中集中。如果我们要切实地、有效地进一步高速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就必然地、也必须高举公平、公正、透明、民主、法制、科学的大旗向这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开刀，但是由于这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大量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等，所以中国的改革发展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将决定改革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
（一）、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在当前社会严重的矛盾中，学界和政界对于改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强行冲关。新左派则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中国改革成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甚至有人对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中国发展目标和方向都表示怀疑，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是暗示走回头路。但我们则坚定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第二选择。
1、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根本没有回头路可走，退回去是死路一条。也不能在政治体制 改革和民主宪政实现之前，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
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的甚至还是致命的、关系到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但是所有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发展，现实社会问题再严重，所有方面都不可否认地比文革时期都有所好转，社会弱势群体再困难，温饱问题总已解决，比起三十多年的凭票配给供应生活必需品，60年代初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二千多万，总是有所进步。目前以权谋私的腐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文革时期的腐败体现在政治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一派乌烟瘴气、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诬陷诋毁、落井下石真是丑态百出，甚至摧毁高等教育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史无前例的。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上丝毫不亚于目前的经济腐败。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没有回头路可走，所有问题，必须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
同样，我们也不能按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绝对的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任何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措施，都不可能真正地避免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俄罗斯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目前我们国企的垄断政策，已经使10%的国企，占有了95%以上的国企利润，已经具备了和俄罗斯私有化失败一样的条件，只要这些国企移主，私有寡头马上出现。而且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公共的绝对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切实做到制约和避免国企私有化中的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
2、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阻力，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制约腐败唯一的最有效措施。
由于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长期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数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无法实行，从而计划经济时期的集权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由此形成的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和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
我们说中国存在最严重的腐败，不仅仅依据于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序，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从下面的数据中可以我国看到目前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腐败现状有多严重：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谈访”揭露，我国的年赌博资金的流出量达6000千亿元左右，根据《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第14版揭露“公车一年消费多达3000亿，”根据《读者》2005。12月期第42页揭露：“公款吃喝白白吃掉2000亿”。仅仅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公车和吃喝消费还是合法的。相比于整个韩国首尔市政府的公车只有四辆，我们就可以明白其中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解决我们义务教育问题所需要的资金也仅仅只要200亿到600亿元。也就是只要我们的公仆门嘴巴中省下10%-30%，就可以解决我们义务教育所需要的资金了。但是二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们对贪官污吏的审判已经判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死刑已经执行到人大副委员长，简直可以说，贪官无处不有，腐败无所不在。从村官到京官，从官员的家属到官员的情妇，甚至官员家里的保姆和办公楼前面的保安，都已经逐步加入到腐败的行列，有些小小的农村村官的不法之财就高达上百万，更何况那些掌握老百姓生死大权的大人物。事实正是这样无情，公仆们可以让很多好人一事无成，也可以让很多坏人畅行无阻，而在现行体制下想要对公仆们的非法行为进行阻止，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重重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敢于揭露贪官的反腐败英雄，大多数都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报复，甚至被关押迫害。现行体制为贪官和奸商提供的保护甚至多于提供给合法企业和公民的保护，常常是拒绝行贿将一事无成。在湛江、厦门、沈阳、石家庄等地，我们就看到了集团性腐败的现象。在很多省市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机制健全的腐败网络，比如，有各级政府庇护下的非法煤矿和造假工厂，有公安和工商庇护下的地下妓院和赌场，有军警和海关庇护下的走私“集团公司”，有地方主要党政首长庇护下的地方“首富”和“富豪”。在许多情况下官员腐败已经从点发展到面，形成了腐败的网络，利用集团的力量来进行腐败活动和对付反腐败的侦查、打击揭露腐败的人士。有的甚至借“反腐败”来作为权力斗争、组织腐败网络的手段。所以，在中国，贪官淘汰清官、劣币驱逐良币，就不再是反常现象，而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这样，即使某些政治领袖具有打击腐败的坚定信念，也不敢轻易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免招致权力结构失衡、统治基础削弱的危险。由此可以充分说明：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的论断。
我们认为，腐败问题的解决主要的并不在于加强包括“三个代表宣讲”在内的道德教育和健全法律条文等等措施，在纸醉金迷的巨大物质诱惑面前，道德的力量是如此地苍白和无力，而法律条文都是死的东西，是由有绝对权力的人制定和执行的，在权大于法的集权体制下，所有的反腐败政策和法律条文都会被绝对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化解掉，难道几十年来我们的道德教育和反腐败的政策法规还少吗？效果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的存在，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反腐败监督和执法，只是自己对自己监督，自己对自己执法，绝对的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神圣的法制也只能拜倒在权力的淫威之下，“虽重圣人而治天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人，靠民众的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运用“每个人”的力量来民主监督、制衡权力和制约腐败。运用民主和法制的原则，实行民主宪政、三权制衡、全民普选、新闻自由、保障反对党的权利等原则来制衡各种公共权力。任何怀疑和忽视民众的能力和力量的观点、理念和政策都将给当前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前途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会使改革开放犯方向性错误。
3、政治体制改革是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必要条件。
真正地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而不是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不但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的根本选择和前提条件，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决策，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重要国策，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国策，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贫富悬殊”，而是一个橄榄形的收入状态，决不是一个三角形的收入状态，这也就是必须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
但是，目前我们的收入政策已经严重失误，收入差距已经严重地不合理，官方公布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4。6。已经亮起了红灯。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在集权管理体制下，靠各级政府来为大多数农民和城市贫民争取利益，毫无疑问是隔靴抓痒，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因为各级政府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牵制和制约，在各种利益群体中，最弱小无力的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此客观上，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不得不向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的既得利益强势群体倾斜。这是已经被我国改革实践证明了的结果，比如科教兴国的国策已经确立近二十年了，但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就是无法从公仆门的嘴巴里省下10%-30%公款吃喝的钱来解决义务教育的经费，难道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的弱势群体争取利益，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各种民主权利还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手中，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这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舍此以外，别无他途。
4、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中，虽然改革的过程是模糊的，是“摸着石子过河”，但是，目标却是明确的，就是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分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制度。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自我欺骗，我们更不能允许社会强势群体任意肢解市场经济的完整的原则体系，把对他们有利的原则拿来，拒绝对他们不利的原则。
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它的调节功能充分实现，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出效率，其一是因为“公平竞争”，竞争出效率，而且必须是公平的竞争才能出效率。其二是因为“利益激励”，我们认为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在经济领域有二大显著特征就是：一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生存、幸福、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父母必须为子女，成人必须为自己获取生存、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而这个充分条件又是无限的，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无限地递增发展的。二是人是厌恶劳动的。没有充分的内部动力，任何人都不愿意劳动，或者说不愿意努力劳动的。劳动对人来说永远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快乐。劳动作为第一需要，作为一种享受，永远只能是个别人的体验，没有普遍意义。“不劳而获”的欲望永远是人的一种天性。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人的无限的欲望来激励人们努力劳动，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从而带来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其三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有效、最科学地调配社会各种资源，使社会生产和经济能够协调和平衡发展。而恰恰是只要社会上存在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所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就马上会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的上述三大调节功能。只要有腐败妨碍竞争的公平性，就必然损害社会经济效率，只要以权谋私的腐败的获利比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来得容易，就必然激励人的“不劳而获”的自私天性，从而扼杀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的积极性，成为社会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发展的杀手。同样，如果以权谋私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干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社会资源的调配也将混乱。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也真是这一原因，是社会上以权谋私的腐败干扰了上述市场经济的三大调节功能，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模式，才产生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什么缺陷，才造成了我国目前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建立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其调节功能的充分实现。
5、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改革过程中的程序公正，改革必须以人为本、公众参与、成果共享、规则先行、透明公平等原则为必要条件，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条件。
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公众参与和成果共享，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夺回民主和法制的权利，公众根本没有参与改革的任何机会，公众的思想和言行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成果共享，成果共享取决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搏弈的结果。同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创造民主和法制的权利，社会改革成果肯定被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各种权力和财富等）的社会强势全体，即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全体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规则先行，就是先建立和完善透明公平的游戏规则，然后再开展游戏，没有透明公正的规则，改革就不可能做到程序公正，也不可能做到成果共享和以人为本。这一规律性事实，是已经被我国二十几年改革实际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而我们说的这个透明公正的规则，就是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它唯一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
6、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我国争取国际认同，中国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和赶超发达国家。
目前世界上各发达国家之所以都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并不是不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而是不认同我国政府的集权管理体制。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我们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把自己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对立面，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否则的话，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中肯定非常不利。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至今不能彻底打破国际尖端技术的封锁。林毅夫先生曾经著文反对杨小凯教授的“制度模仿”的国策，认为落后国家只要进行“技术模仿”就可以实现“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日本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现代化，而我国根本不可能，因为如果我国不进行“制度模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根本不可能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所谓技术模仿只能是一些中低档的技术，根本不可能获得尖端技术。怎么可能通过模仿中低档技术来实现“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制度模仿”，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进行尖端技术的模仿，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
7、政治体制改革是提高中国民众综合素质的最有效措施。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最终必然会演变成全面的人的素质和能力上的竞争，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反映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认为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和繁荣，主要的不是看它们资源和经济上的实力，而是看他们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虽然我国经济在总量上发展较快，但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连中等水平也排不上，而无数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不但要靠外延发展、即提高资本（生产资料）??劳动比率，这在我国人口重多，经济刚起步的国情来说，无法短期内迅速改变现状。而更重要的，更有效的手段就是加速技术进步，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生产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文化科技素质和创造性智力水平。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实现。 任何社会变革和发展，都以思想的变革和发展为前奏，而思想的变革、发展和创造性智力的发展，必须先有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自由的环境和氛围。而这种自由的环境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造就这种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的自由环境和氛围的唯一方法。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客观上要求统一的思想和实践模式，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不开放党禁自由，司法不能独立、人员不能自由流动，思想言论和行动实践上受到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的环境下，不可能出现思想大师和社会整体的启蒙运动的，也不可能真正由思想变革引发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如果创造性实践的获利效果没有保证，没有以权谋私的获利效果好的话，这样的环境必然成为扼杀创造性智力和创造性实践能力的最可怕杀手。
同样，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所必须的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卫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发展，同样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创建一个宽松的、自由的环境来实现，也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保证民众在这方面的人权来实现。
8、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有效的推动力。
目前虽然因为台湾民进党陈水扁政府的分裂行为，使祖国统一事业困难重重，但去年大陆反分裂法和台湾国民党连战和亲民党宋楚喻的大陆之行，又使祖国统一问题柳暗花明，前景光明。但是，虽然共产党、国民党和亲民党三党建立了“一个中国”的共识，但是国、亲二党并非执政党，而且在如何统一统一问题上观点相差甚远，分歧严重：共产党明确提出“一国二制”，亲民党则提出“一中一宪”统一中国，而新上台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更是明确提出民主诉求。虽然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明确承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实现统一。那么，很显然，如果2008年国、亲二当能够上台执政，真的能够实现两岸统一谈判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宪政肯定是一个绕不开的的谈判主题。如果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能够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主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宪政，那么毫无疑问将对祖国统一事业产生无比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如何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主流经济学家曾经指质朗咸平教授只会提出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最近朗教授提出了以精英政府强行推行法制的治国方案。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精英政府从那里来？如何来建立和完善我们的精英政府？朗教授还提出近期中国不能推行民主，民主只能是长期推行法制的结果，而不是过程。那么我们要问：没有民主，根本是司法都不可能独立，而且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肯定干涉司法公正，那里会有有效的法制？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民主和法制同行，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互相支持。以民主原则来运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衡权力，推行法制；以法制来保证民主的有序和避免混乱，以法制来保证民主政府的权威和效率。
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调整宪法和法律体系，一是马上推行国际上普遍执行的反腐败法律??公职人员和国企管理人员公开申报私人财产，并提供这些财产合法性的证明。我们怎么也想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中国人大至今还不出台这一世界通行的反腐败惯例。二是在短期内有计划地通过和批准一系列推行民主原则的法律条款：1、自由组建工会，并有效介入劳资间的工资谈判，让民工和工薪阶层能够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2、保障新闻自由，民众可以自由组建新闻出版媒体。实现真正的新闻监督。3、开放党禁，保障反对党的权利，形成来自民众的制衡公共权力的力量。4、实现司法独立，形成公共权力互相制衡。三是在叫长时期之内，有计划地、分步骤地、自下而上地逐级实行全民普选。
根据新浪经济学人论坛上网名叫高天无影的先生在2006。2。13。22：33。贴的《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所有改革的成败 中国希望周刊》文章披露：在1986年6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会议的主题是听取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汇报。一向思维开阔的邓小平在听取完报告后，突然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政治体制改革。据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中记载，当时，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中国体制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这段话，将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的指导思想，他老人家在二十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国改革事业的成败，虽然受时代限制，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仅仅局限于党政分开，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国改革事业的成败的科学论断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是具有超时代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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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怎么了？
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现象的解读（转载）
中国社会现在正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外资涌入催生的经济泡沫化、政府外汇激增、房地产价格飙升、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等，是近几年中国经济机制运作的必然结果。
在进行系统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指出参与中国经济运作的主体，他们包括：自然界、中国的劳动者（以下简称“劳动者”）、中国的资本集团（以下简称“资本集团”）、中国的政府（以下简称“政府”）、外国政府、跨国投资者（它们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其次，我们需要引入三个常识性概念：从生产者角度讲，产品的最终价格由原材料价格（成本）、劳动力价格（工资）、资本集团利润和政府税收组成；政府对经济拥有的强有力干预能力导致中国的经济运作机制呈现“伪市场化”，即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本集团利润不仅受市场竞争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的影响；社会生活的核心是确定社会利益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分配。
在进行系统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指出参与中国经济运作的主体，他们包括：自然界、中国的劳动者（以下简称“劳动者”）、中国的资本集团（以下简称“资本集团”）、中国的政府（以下简称“政府”）、外国政府、跨国投资者（它们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其次，我们需要引入三个常识性概念：从生产者角度讲，产品的最终价格由原材料价格（成本）、劳动力价格（工资）、资本集团利润和政府税收组成；政府对经济拥有的强有力干预能力导致中国的经济运作机制呈现“伪市场化”，即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本集团利润不仅受市场竞争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的影响；社会生活的核心是确定社会利益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分配。
如果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与当今（2005年）的出口产品情况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20多年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了巨大的提升。从20多年前以原材料和农产品出口为主到今天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变化标志着劳动者平均技术能力的提高。在正常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劳动力平均技术能力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价格（工资）的相应增长。但是，包括政府统计数据在内的大量资料揭示了这样的现实：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劳动力价格（特别是中低技术层次劳动力价格）在近十年内并没有随着劳动者平均技术能力的提高而同步提高，甚至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停滞。我们认为：造成能力提高与价格停滞两者之间背离的两个关键因素是劳动人口（尤其是中低技术劳动人口）供给严重过剩、政府经济目标扭曲造成政策的倾向性。“劳动人口严重过剩”是任何一个对中国社会现状有所了解的观察者都不会否认的事实，正是这种“在岗的”和“待岗的”劳动者之间为就业机会而展开的竞争严重地制约了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中国政府的政策倾向性则进一步阻止而不是鼓励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文的其它部分详细论述）。以上为我们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第一个事实认定。
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第二个事实认定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发展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基本导向。这种导向的缘起，一方面是鉴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缓解沉重就业压力的考虑。这种导向决定了中国政府对国外技术、资金的渴望，也决定了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能力的不信任感 这是历届中国政府对增加政府控制的外汇储备有着强烈“偏好”的根源所在。正是政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导向导致了以“最大化占有国外市场、最大化增加政府外汇储备”为优先目标的一些列政策倾斜，如对外资企业的优惠税率、对出口产品的补贴（税收返还）都是政策倾斜的具体体现。经济目标的转向本质上是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参与中国经济运作的各个主体在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中分别得到了如下的结果：为了确保中国产品能够凭借“廉价”的优势（这其中透露出中国缺少垄断性技术的尴尬）占据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品市场，中国的政府与资本集团不惜联手压制国内的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前者造成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的挥霍性使用，后者造成了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停滞和由此引起的内需不振；中国的资本集团和政府则分别借助于资本优势和权力优势，在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得到大量的利润、税收和外汇储备 资本集团、官僚集团利益所得的激增与劳动力价格长期停滞之间的反差在宏观上表现为贫富差距加大；此外，国外的消费者得以长期享有中国政府的贸易补贴。以上是基于生产者本位所作的概略分析。
如果我们用外国投资者本位的视角进行分析，则可以窥见真实景象的另一个侧面。中国政府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具体地说是为了保证本国产品的廉价出口和吸引国外资本的流入，不惜长期人为地高估外币、低估本币（人民币）。在国外的投资者看来，由于外币（如美元）与人民币之间存在着汇率扭曲，“将外币转换为人民币并投资于中国市场、从而在中国作为资本集团享有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所带来的丰厚收益”就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别是本世纪初的全球IT产业泡沫崩溃和9-11事件的发生，使得大量国际游资对美国的经济前景作出悲观预测，在此背景下，将资本转向中国就更具有吸引力了 这是前几年中国成为“最大外资流入国”的根源。然而，这部分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金融资本与早先进入中国的产业资本不同，一方面逐利的本能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中国长期驻留，另一方面它们通常缺乏实际的产业运作能力，于是大量进入中国的流动性资本涌向房地产（尤其是国外资本集团较为熟悉的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注重流动性的金融资本通常以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为主要投资对象，其次是以土地资源为依托的房地产市场、以矿产资源为依托的采掘业。由于在中国，政府限制国外资本对中国的资源类企业进行收购，加之高度的“代理人风险”使得国外资本不愿涉足中国的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因此，房地产市场成为几乎唯一的投资对象。涉足于房地产的国外资本集团充分利用了中国人“重安居”的集体心理偏好，采用“作庄对到”的手法将房地产价格迅速拉升、并造成“涨势将长期持续的幻像”。国内投机性资本的参与为房地产价格飙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地方政府的短视和私欲则使其成为制造房地产泡沫的最得力的吹鼓手。于是在国外资本集团、国内投机者和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鼓噪下，懵懂的中国民众不幸地成为“搏傻游戏”中的“最后一棒承接者”。依照我们的估计，大约在2004年的后半年，也就是在房地产泡沫被急剧吹胀的时期，除了少量起“掩护”作用的国外资本之外，大部分的国外资本已经从上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全身而退了。对于以逐利为本能的投机者来说，他们像老练的猎人寻找猎物一样在中国寻找着下一个牟取暴利的机会 这些机会也许隐藏于在上一波房地产泡沫中滞后的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中，也许隐藏在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中。 被外贸与财政的双赤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巨额军费等财政问题困扰的美国政府急需大量资本的涌入以填补亏空。将驻留在中国的大量投机资本引入到美国，对美国政府来说，不失为解决本国财政困境的一条途径。于是，为了使驻留在中国的投机资本产生离开中国的意愿，也基于美国国内其它政治因素的考虑，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外国势力开始拿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做文章，试图压迫中国政府做出“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决定。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驻留在中国境内的资本”与“受到中国政府监管的资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大量驻留在中国境内的国外资本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管，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监管能力不足造成“地下经济”的泛滥。在中国存在大量国外资本的证据并不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监管报告，而是间接性地来自“近几年中国政府外汇储备激增”这一事实。因为在政府外汇储备激增的同时、必然发行了与激增的外汇储备（按政府汇率计算）等值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在相当程度上被转移到了售出外汇的国外资本集团手中。
客观地说，人民币升值有其合理的内在因素：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决定了在劳动力国内价格（工资）被人为抑制条件下、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提高。汇率问题的提出，无论其初衷如何，都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检讨经济政策和分配政策的机会。根据我们的观点，如果中国政府真正能够“以人为本”，就应该从考虑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依托大量外汇储备增大货币发行量，将这些增发的货币投入到环境整治、公共福利（如社会救助、基础教育、低收入家庭的医疗与住房补贴）等领域，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忽视环境保护、忽视社会公正”的弊端，并由此带动国内需求的增长、缓解对外向型经济的过度依赖。但是这一重大的政策转向面临着现实的阻碍：如果政府大力增发货币、并将这些货币投放到环保和公共领域，必然意味着权贵阶层拥有的货币资产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因而必然遭受到对政府政策制定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对。“资本对权力赎买”的泛化，使得中国政府正在舍弃本来能够导向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选择、而在汇率问题上（也可以说在社会利益分配问题上）选择了偏向于资本集团的“人民币升值”，由此体现了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政府政策的倾向性偏袒。
“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有利于资本集团的原因在于：汇率只有对那些与国外市场发生联系的资金产生效应；本币升值意味着国内的资本集团能够以较之以往更少的成本在国外从事投资与消费；对于那些只能在国内谋生的劳工阶层来说，本币升值不仅没有增加财富的正向效应、反而由于本币升值所造成的资本外流和以外币结算的出口产品价格提升而产生失业的威胁。可以不客气地说：在抑制劳动力价格（工资）条件下实施人民币升值，是中国政府送给资本集团（不仅包括本国的资本拥有者、也包括滞留在中国的国外资本拥有者）的一份厚礼。当然，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应该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但是面对国内（由官僚集团与资本集团组成的）权贵阶层和（代表在中国寻找牟取暴利机会的国外投资者利益的）外国政府的双重压力，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和能力都大可值得怀疑。如果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政府迫于压力而放任人民币大幅升值，那么我们将可以断言：中国政府以“买办化的”方式瓦解了其执政正当性的基础。
中国的“伪市场机制”使得当今的中国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策略取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于利益分配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关于公共权力与社会利益分配的博弈。
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第二个事实认定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发展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基本导向。这种导向的缘起，一方面是鉴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缓解沉重就业压力的考虑。这种导向决定了中国政府对国外技术、资金的渴望，也决定了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能力的不信任感 这是历届中国政府对增加政府控制的外汇储备有着强烈“偏好”的根源所在。正是政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导向导致了以“最大化占有国外市场、最大化增加政府外汇储备”为优先目标的一些列政策倾斜，如对外资企业的优惠税率、对出口产品的补贴（税收返还）都是政策倾斜的具体体现。经济目标的转向本质上是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参与中国经济运作的各个主体在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中分别得到了如下的结果：为了确保中国产品能够凭借“廉价”的优势（这其中透露出中国缺少垄断性技术的尴尬）占据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品市场，中国的政府与资本集团不惜联手压制国内的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前者造成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的挥霍性使用，后者造成了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停滞和由此引起的内需不振；中国的资本集团和政府则分别借助于资本优势和权力优势，在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得到大量的利润、税收和外汇储备 资本集团、官僚集团利益所得的激增与劳动力价格长期停滞之间的反差在宏观上表现为贫富差距加大；此外，国外的消费者得以长期享有中国政府的贸易补贴。以上是基于生产者本位所作的概略分析。
如果我们用外国投资者本位的视角进行分析，则可以窥见真实景象的另一个侧面。中国政府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具体地说是为了保证本国产品的廉价出口和吸引国外资本的流入，不惜长期人为地高估外币、低估本币（人民币）。在国外的投资者看来，由于外币（如美元）与人民币之间存在着汇率扭曲，“将外币转换为人民币并投资于中国市场、从而在中国作为资本集团享有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所带来的丰厚收益”就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别是本世纪初的全球IT产业泡沫崩溃和9-11事件的发生，使得大量国际游资对美国的经济前景作出悲观预测，在此背景下，将资本转向中国就更具有吸引力了 这是前几年中国成为“最大外资流入国”的根源。然而，这部分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金融资本与早先进入中国的产业资本不同，一方面逐利的本能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中国长期驻留，另一方面它们通常缺乏实际的产业运作能力，于是大量进入中国的流动性资本涌向房地产（尤其是国外资本集团较为熟悉的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注重流动性的金融资本通常以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为主要投资对象，其次是以土地资源为依托的房地产市场、以矿产资源为依托的采掘业。由于在中国，政府限制国外资本对中国的资源类企业进行收购，加之高度的“代理人风险”使得国外资本不愿涉足中国的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因此，房地产市场成为几乎唯一的投资对象。涉足于房地产的国外资本集团充分利用了中国人“重安居”的集体心理偏好，采用“作庄对到”的手法将房地产价格迅速拉升、并造成“涨势将长期持续的幻像”。国内投机性资本的参与为房地产价格飙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地方政府的短视和私欲则使其成为制造房地产泡沫的最得力的吹鼓手。于是在国外资本集团、国内投机者和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鼓噪下，懵懂的中国民众不幸地成为“搏傻游戏”中的“最后一棒承接者”。依照我们的估计，大约在2004年的后半年，也就是在房地产泡沫被急剧吹胀的时期，除了少量起“掩护”作用的国外资本之外，大部分的国外资本已经从上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全身而退了。对于以逐利为本能的投机者来说，他们像老练的猎人寻找猎物一样在中国寻找着下一个牟取暴利的机会 这些机会也许隐藏于在上一波房地产泡沫中滞后的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中，也许隐藏在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中。 被外贸与财政的双赤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巨额军费等财政问题困扰的美国政府急需大量资本的涌入以填补亏空。将驻留在中国的大量投机资本引入到美国，对美国政府来说，不失为解决本国财政困境的一条途径。于是，为了使驻留在中国的投机资本产生离开中国的意愿，也基于美国国内其它政治因素的考虑，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外国势力开始拿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做文章，试图压迫中国政府做出“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决定。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驻留在中国境内的资本”与“受到中国政府监管的资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大量驻留在中国境内的国外资本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管，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监管能力不足造成“地下经济”的泛滥。在中国存在大量国外资本的证据并不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监管报告，而是间接性地来自“近几年中国政府外汇储备激增”这一事实。因为在政府外汇储备激增的同时、必然发行了与激增的外汇储备（按政府汇率计算）等值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在相当程度上被转移到了售出外汇的国外资本集团手中。
客观地说，人民币升值有其合理的内在因素：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决定了在劳动力国内价格（工资）被人为抑制条件下、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提高。汇率问题的提出，无论其初衷如何，都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检讨经济政策和分配政策的机会。根据我们的观点，如果中国政府真正能够“以人为本”，就应该从考虑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依托大量外汇储备增大货币发行量，将这些增发的货币投入到环境整治、公共福利（如社会救助、基础教育、低收入家庭的医疗与住房补贴）等领域，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忽视环境保护、忽视社会公正”的弊端，并由此带动国内需求的增长、缓解对外向型经济的过度依赖。但是这一重大的政策转向面临着现实的阻碍：如果政府大力增发货币、并将这些货币投放到环保和公共领域，必然意味着权贵阶层拥有的货币资产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因而必然遭受到对政府政策制定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对。“资本对权力赎买”的泛化，使得中国政府正在舍弃本来能够导向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选择、而在汇率问题上（也可以说在社会利益分配问题上）选择了偏向于资本集团的“人民币升值”，由此体现了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政府政策的倾向性偏袒。
“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有利于资本集团的原因在于：汇率只有对那些与国外市场发生联系的资金产生效应；本币升值意味着国内的资本集团能够以较之以往更少的成本在国外从事投资与消费；对于那些只能在国内谋生的劳工阶层来说，本币升值不仅没有增加财富的正向效应、反而由于本币升值所造成的资本外流和以外币结算的出口产品价格提升而产生失业的威胁。可以不客气地说：在抑制劳动力价格（工资）条件下实施人民币升值，是中国政府送给资本集团（不仅包括本国的资本拥有者、也包括滞留在中国的国外资本拥有者）的一份厚礼。当然，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应该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但是面对国内（由官僚集团与资本集团组成的）权贵阶层和（代表在中国寻找牟取暴利机会的国外投资者利益的）外国政府的双重压力，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和能力都大可值得怀疑。如果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政府迫于压力而放任人民币大幅升值，那么我们将可以断言：中国政府以“买办化的”方式瓦解了其执政正当性的基础。
中国的“伪市场机制”使得当今的中国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策略取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于利益分配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关于公共权力与社会利益分配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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